2007年8月，乌干达西南部邦迪布焦地区的一家诊所，陆续收进一些发热、呕吐、出血的病人。
一开始，当地卫生官员怀疑是伤寒或疟疾。这样的判断并不离谱：在那一带，发烧、呕吐太常见了。麻烦在后面。病人的眼结膜开始充血，皮肤上出现瘀点，有人从鼻孔和牙龈渗血。
样本送到美国疾控中心后，答案才出来：这不是已知的埃博拉病毒亚型，而是一种此前未确认的新亚型。它后来被按暴发地命名为 Bundibugyo。
那次疫情共有116人感染，39人死亡，致死率约33%。这个数字低于扎伊尔型埃博拉常见的50%至90%，但也意味着大约每三个感染者里，就有一个没能活下来。
十七年后，这个小镇的名字又出现在疫苗研发进度里。
据《新科学家》报道，英国科学家正在开发一款针对 Bundibugyo 毒株的埃博拉疫苗，可能在“数十周内”准备进入临床试验。问题是，从2007年至今，全球还没有一款针对此毒株的已验证疫苗。
邦迪布焦毒株一直被放在角落里
现在已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，主要针对扎伊尔型毒株。默沙东的 Ervebo 在2019年获批，就是这一类。
苏丹型毒株也有候选疫苗，但仍处在较早阶段。至于 Bundibugyo，它很少被公众提起。它不像扎伊尔型那样制造过大规模恐慌，也没有持续获得同等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经费。更多时候，它待在病毒分类学教材、疾控监测清单和少数论文里。
这并不代表它安全。
自2007年以来，Bundibugyo 毒株只发现过两次暴发，每次感染人数都不超过200人。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。这样的暴发频率，对制药公司来说很尴尬：病人少、市场小、研发贵，账很难算。
一款疫苗从研发到临床，再到生产储备，动辄需要大笔资金。为了一个低频暴发的毒株投入数亿美元，商业公司很难主动下注。
英国实验室现在愿意做，原因不完全在市场。
这次不是从白纸开始
mRNA和病毒载体技术已经让疫苗研发的起步成本变低。
以 Moderna 的 mRNA 平台为例，它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的候选疫苗 mRNA-118，已在2022年完成Ⅰ期试验。若要转向 Bundibugyo 毒株，理论上可以替换抗原序列，修改 mRNA 编码区的碱基序列，而不是重新设计整个递送系统。
腺病毒载体也类似。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的埃博拉疫苗在2017年获国家批准上市，使用的是重组腺病毒5型载体。这类技术框架有扩展到其他毒株的可能。
所以，英国团队这次做的并不是一套完全陌生的东西。更像是在已有方法上，换掉要识别的目标。
世界卫生组织在2023年更新“优先病原体”清单时，把 Bundibugyo 毒株列为可能引发未来大流行的威胁之一。资金来源目前没有披露，外界提到的可能包括英国卫生安全局、威康信托基金会这类机构。无论是谁出钱，目标都不像是赚一笔，而是把一个长期空着的位置补上。
疫苗做出来，只是第一步
就算这款疫苗在几个月内进入临床试验，后面的事也不会顺。
最大的难题是受试者。
Bundibugyo 毒株太少见了。最近一次暴发已经是2012年。没有持续流行，就很难像常规疫苗那样，在高风险地区观察接种者和未接种者的真实感染差异。
在非流行区做Ⅱ/Ⅲ期试验，通常只能换一种办法：让志愿者接种候选疫苗，再检测抗体滴度是否达到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的水平，而不是等待自然感染发生。
伦理上，这更可接受。监管上，却未必顺利。
美国 FDA 对疫苗有效性通常要求临床终点数据支撑。欧洲药品管理局在新冠疫情期间使用过“免疫桥接”策略，也就是用免疫反应数据推断保护效果。英国团队能不能按这条路走，要看他们与监管部门怎么谈。
即便获批，还有运输。
Bundibugyo 最早暴发的乌干达西南部靠近赤道，全年高温高湿。多数 mRNA 疫苗需要在 -20℃甚至 -70℃条件下储存。对非洲一些基层卫生站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技术细节，而是疫苗能不能到场、到场后还能不能用的问题。
中国在援助西非埃博拉疫情时，曾向塞拉利昂、利比里亚等国提供冷链设备。这类经验可以用上。但前提是，针对 Bundibugyo 毒株的疫苗真的进入储备采购清单，而不是停在论文、简报和会议幻灯片里。
邦迪布焦小镇现在已经恢复平静。它的名字却还留在病毒库、监测表和英国实验室的研发记录中。下一次样本被送进实验室时，研究人员希望看到的，最好不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空白。